改革再出发!2018浦江金融论坛纵论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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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C导读:

12月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指导,浦江金融论坛理事会、上海黄金交易所、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重阳投资联合主办,利得科技集团支持协办的2018浦江金融论坛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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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本次论坛主题为“改革再出发与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赵锡军,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上海黄金交易所事理长焦瑾璞,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董事长叶国标,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副所长曾刚,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重阳投资总裁王庆,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利得科技集团总裁兼CEO李兴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决策咨询研究中心主任胡云超,江苏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耿正义,大陆期货首席经济学家、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李国旺,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裁付少华,华宝证券总裁助理刘运宏出席本次论坛。论坛由第一财经著名主持人阳子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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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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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著名主持人阳子主持论坛

主旨演讲

赵锡军:浅论金融功能的深化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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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院长 赵锡军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金融是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能是服务于整个经济周转的,实体经济运行中间需要金融来完成转换。当金融完成转化以后,实体经济才能形成一个最终的出清。转化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需要有金融体系来帮助高效的完成储蓄投资转化。所以金融体系的存在是发挥投资融资的功能来完成这个转化;二是投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有跨期的问题,有违约的问题,还有杠杆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使得转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波动,会出现一些不匹配等等,统称为“不确定性”或者说“金融风险”,其在完成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时候就会同步产生。所以完成转化和转化过程中的风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伴随着金融功能的发挥就会存在。因此从金融的功能发挥来讲,除了完成投融资的功能,怎么样处理好这些不确定性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要发做好风险管理。以往在看待金融功能时我们可能更多关注投融资规模和效率,从而忽略了相伴随的风险,今后需要更加重视风险管理。

不确定性在在市场上面怎么样展现出来?赵锡军认为,金融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时大概脱离不了直接和间接融资两种情况。在间接融资方面,通过信用风险更多的展现出来,信用风险相对程度会稍微低一些,信贷产品价值相对比较稳定,其波动性会小一些。但是在市场上直接融资的产品不确定性就大一些,平时就有价格的波动,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本金减少的问题。总之不同的转化方式呈现出不同的风险特点。关键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结构会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风险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体系呈现出信用风险为主的结构特点,而已直接融资为主导的体系则呈现出以市场风险为主的结构特点。

无论是哪种融资,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对整个金融体系,或者是整个金融功能的发挥带来越来越大大的影响,最后形成系统性的特点。最近几年金融领域里头出现的宏观风险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从2013年开始,一系列宏观性的事件或者社会影响比较大的风险事件出现了。过去四大银行也曾经出现过在国际上被认为技术性的破产,但经过改制也挺过来了。

赵锡军认为,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金融出现的问题也是传统的模式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问题。为此每一个金融机构不断地扩大的时候,如何提高质量,减少不确定性,控制好风险成了金融机构自己需要越来越重视的问题,也是自己最大的需解决的问题。金融风险的控制不是通过外部监管来完成,因为通过监管来完成就不是金融功能而是监管功能了。从这个角度看,金融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支持经济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不仅要考虑怎么样发挥动员资金的功能,还有更多的考虑这个功能所呈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即金融风险,怎么样来化解和应对。每一个金融机构,每一项金融活动,只要涉及到资金配置,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叶国标:浦江金融论坛,十年磨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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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董事长叶国标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董事长叶国标表示,今天是星期日,初冬的上午,本来这个时间是睡懒觉、喝早茶的时间,但却有这么多金融界、企业界的领导和代表汇聚到“东方蓝宝石”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出席2018浦江金融论坛,来研讨“改革再出发和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前景”。这是上海之所以被称为“魔都”的一个原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为1937年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陕北公学。“武有抗大,文有陕公”。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国之后,陕北公学及后来的人民大学,都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和杰出人才。在金融监管领域和资本市场、金融机构,许多领导、高管和专家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始于2008年的浦江金融论坛,是一个交流和分享金融专家思想观点、实战经验、真知灼见的大平台。

上海正在加紧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科创中心,这是国家战略。“五个中心”建设的背后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中心、知识中心、信息中心来作支撑。浦江金融论坛之所以能坚持十年,十年磨一剑,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这里。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直属机构,是新华社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的一个重大成果。与东方明珠毗邻的“东方蓝宝石”已成为陆家嘴金融城的新地标,我们正着力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开放、服务、分享、共赢的多功能、国际化平台,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浦东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我们也着力构建陆家嘴、浦东新区乃至上海的信息中心、知识中心和思想中心。

曾刚: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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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副所长曾刚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副所长曾刚分享了题为《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主旨演讲。曾刚提到,习总书记在11月5日提出的在上海建设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是给上海的“大红包”。政策出台后,上交所紧锣密鼓成立了多个工作小组,由最高负责人牵头,进行详细周密的方案设计,上交所还在近期邀请了会员和监事代表征求意见。曾刚强调设立科创板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事,上交所将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完成整体的方案的设计和技术开发准备。

在支持科技和创新过程中,资本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适合支持创新和未来不确定性较大的企业发展。应该说,什么样的金融结构或者融资结构就支撑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在过去以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下,间接融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转向科技和创新拉动的经济增长的话,资本市场必然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全链条性的制度安排。对于科技创新企业来说,风险较大,也缺乏抵押品,向银行借钱肯定是很难的,刚起步阶段是靠天使、VC,进入到一定阶段以后靠PE,但这些资本在后期一定会面临退出的问题,在退出时进入到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可以提供丰富的金融工具,进行相对合理的定价,也给前期的这些风险资本提供一个转让退出的渠道。企业成长周期中是环环相扣的,资本市场作为最后一个环节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最后一个环节,前面的环节就运转不了。

证券交易所有两大职能,一是提供资源配置的平台,二是组织交易,同时也有在监管机构的领导下履行监管的职能。证券市场现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经雏形初现,分别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从上交所的角度,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八年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更多的是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在质量上和结构上以及制度方面还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我国交易所的体系中,上交所作为全链条的交易所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上交所是中国资本市场唯一一个同时拥有现货、衍生品的交易所。未来上交所还将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产品。未来上交所的使命是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市场,成为最主要的融资中心之一,服务“一带一路”的建设,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最终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交易所之一。

虽然在2014年之后保持了较好的上升态势,2018年上交所的IPO融资情况并不理想。今年市场外部环境并不好,内生经济结构也面临一定的调整,所以融资数量和规模并不理想,当然这也正好说明了我们未来科创板的制度设计也应该考虑到如何解决一二级市场相平衡的难题,并不是简单实行注册制就万事大吉了。

备受关心的科创板对于落实科技强国战略和创新发展战略意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有人认为科创板是不是门槛低了,随便什么企业都可以上市,曾刚明确的表示“不是的”。科创板是有非常清晰的定位,既同国家创新和科技发展紧密相关的行业,包括软件、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生物科技等等国家经济转型升级最主要的产业。企业必须拥有自身的技术优势,在行业中已有一定的地位,是所谓“隐性冠军”,这些企业才是真正科创板服务的对象。通过科创板的建设,我们能够补齐制度的短板,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这又是一次增量改革,是一个独立的板块,跟原有的板块不相关,这样的话,可以隔离对市场的影响,减少冲击。同时,对整个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补齐这个制度的短板。最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不断地推进,新的科创板会充分借鉴国际的资本市场的先进经验,同时与中国特色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实现与国际的接轨。

科创板的目标一是针对科创企业的特点和需求,提高对不同投票权架构和企业盈利情况的包容度。提高资本市场支持科创企业和国民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能力。让境内投资者直接科创企业和国民经济的成长红利。二是投融资双方都能形成比较明确的上市标准和时间预期。三是从发行到退市环节严格执行规则并强化市场约束,强化市场机构中介责任,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四是加大基于信息披露的执法和监管力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健全投资者保护和救济机制。五是引导境内外长线资金入市,通过立项调节机制改变“牛短熊长”的现状,真实反映国民经济的正向发展。六是积极探索和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为进一步改革积累经验、创造条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上交所的科创板需要解决三个平衡,一是投融资平衡。二是一二级市场平衡,三是新老股东利益平衡。怎么样既保护企业家正当的,有序的减持的需要(包括VC、PE),同时又保护好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这也是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一个市场资源配置最基本的信号就是价格,一级市场价格,二级市场价格如果不合理的话,整个机制都是扭曲的,甚至是伤害企业家精神的。科创板的建设是个探索的过程,需要市场的包容和理解,设计出来的机制在运行中会不断的微调。

葛华勇: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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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

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表示,改革和开放是分不开的。我国1978年提出了改革开放,改革和开放的关系是改革倒逼了开放、开放又促进了改革。葛华勇认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从经济规模来看,GDP总量在1978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20倍,人均GDP从400美元增长到接近1万美元,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从经济结构来看,1978年农业占的比重比较大、工业居中、第三产业仅占24.6%,到2017年,第一、第三产业的占比状况倒了过来,第三产业已经占到51.6%;再从支出法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小,需求结构不稳定,出口贡献有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口对我国经济的贡献明显提高;近10年,国家坚持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努力实现三大需求协同发展,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更加趋向于合理。此外,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居民受教育程度均有显著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从2.56%提高到4.14%,虽然看起来提高的百分点不高,但现在的GDP规模和40年前大不一样了。目前已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比例也大幅提高,本专科招生人数也增长了近20倍,上大学已经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葛华勇表示,国内各行各业的发展均受益于改革开放,这也包括银行卡产业。以中国银联的视角来看,成立于2002年的中国银联,经过16年的发展,有些指标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回忆一下,20年前从城市汇一笔款到农村需要两到三天,10年以前两个小时就到了,现在通过移动端,1秒钟就把款划到对方的账户了。从这些变化看,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说创造了世界的奇迹,也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葛华勇认为,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题,改革开放的大门肯定是关不上了,不管政策怎么变,大的方向一定是改革再深化、一定是开放再扩大。未来的改革开放,会有这么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从单向到双向的变化,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引进外资和技术,未来的改革更加注重出口和进口的统筹协调,上海进博会就是一个例证;在继续鼓励出口的同时,要扩大进口,特别是要利用好国际市场;第二个变化是从低级向高端的变化,以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劳动、资源密集型,解决了温饱等基础需求的问题,未来的改革将向技术、资本密集型变化,将满足人们高级的需求,比如,追求体验和品质的服务、工作生活的空间更加自由、思想更加开放等;第三个变化是由表及里,以前经历了公有制、公有制为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等阶段,未来更多的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一些要素市场,比如说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等方面,市场化程度会更高。

葛华勇表示,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未来也将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改革会触及“硬骨头”,将来难度可能会大一些,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还未完全惠及广大百姓,比如东部和西部受益就不一样,城市和农村受益也不一样,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下一步改革会触及到这些方面,解决一些弱势群体的问题;第二,开放会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对此应该增加一些容忍度,努力做到求同存异,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第三,科技与创新将成为未来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和新旧动能转换当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一定要抓住这一点。

李迅雷:“柳暗花明”----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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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谈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程度,中国呈现出一个从中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速下行已既成事实。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在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外需环境变差的过程中,更需要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通过对外投资和贸易,来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这应该一个明智的选择。当前美国经济看似繁荣,但实际上从今年第三季度后开始走弱了。全球经济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向在30%以上,特朗普挑起贸易纷争,实际上也在打压美国的经济。因此,只有坐下来谈判,加强合作才能得到共赢。

长期看,外需总体来讲还是会下降的。尽管全球贸易量仍在增加,但经济的增长或者社会的发展往往是有波折的,增速跌得越多,涨幅也会越大。二战之后,全球经历了历史上很难得的和平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经济增长潜在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增速不要刻意苛求,因为现在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慢了,全球经济增长都慢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要更多的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经济改革转型。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今后则面临均值回归,产业调整可能会延续更长时间,因为第三产业的比重目前来讲还是偏低。

李迅雷认为,二战之后转型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是韩国和日本,他们的经济从高速增长之后也步入到一个中速增长,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而这种中速增长恰恰是经济转型的过程,经济转型不可能在GDP增长在8%到10%的时候发生,只有在需求出现回落的过程中才容易出现转型。过去中国经济过度的依赖房地产,中国的经济周期拉长来看的话,就是一轮房地产的周期,政府采取的稳增长的举措主要还是在于基建投资上,基建投资是一种逆周期的产业政策,但这个产业政策的长期使用也使它的边际效应递减,所以对于明年的基建投资不要给予高于的期望,明年基建投资增速充其量在10%以下,房地产投资会进一步的回落。消费依然不会有大的起色。当然现在市场上有一个误解,消费增速下降了就是消费降级,李迅雷表示,这只是消费升级的放缓而已,不能认定是消费降级。消费升级是一个大趋势,不会因为消费增速的下降而出现消费降级。对于消费这一块要更多的关注它的结构优化。李迅雷认为2019年的CPI应该不用太担心,像食品、猪肉这样的涨价恐怕很难呈现出来。明年估计猪肉价格还会进一步的下降,要担心的实际上是通缩的压力,而不是通胀的压力。

关于汇率问题,李迅雷认为人民币汇率会有一定的压力,2016年人民币的贬值更多是来自于美元的升值,来自于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之下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提升,所以2018年的外部条件与2016年不完全一样。今年外汇储备只是略有下降,而2016年的时候外汇储备下降了1万多亿。即便不从人民币贬值幅度上印证人民币贬值压力有多大的话,至少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感受到明年应该人民币贬值压力不会太大。人民币汇率从过去几年来看,它的走势和其他非美元的国际货币走势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从这一点来说,美元的走势可能会决定明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但美联储一旦停止加息,美元指数就可能走弱。

对于2019年,李迅雷认为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不会太大,GDP的增速可维持在6%以上,或者是6.2%甚至6.3%,经济增速适度下调也完全是正常的。如果说中美贸易纷争能够和解的话,咱们改革和开放的推进力度还会进一步的加大,改革的需求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内生性的改革需求,就是我们要调整经济结构,另外一部分是倒逼型的改革,也就是由于企业盈利增速下行、外需下降的压力,使得改革开放的进程会加快,力度加大。所以在转型过程中政府还会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在研发投入上面,要使研发投入的结构更加优化,即加大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

对于减税降费,李迅雷认为其意义是要降低企业的成本,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扩展更大的空间。目前单纯的去杠杆的提法已经改为结构性去杠杆,实际上要稳杠杆,要降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杠杆水平,适度提高政府的杠杆率水平。李迅雷认为,政府杠杆率水平的提高空间还是很大。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加杠杆是加在消费上面,消费完了就没了,中国加杠杆主要加在投资上,投资下去的东西还在。国有资产除去金融企业之后,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有180多万亿,金融企业的总资产是200多万亿,事业单位的总资产有30多万亿,这些国有资产跟美国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都是巨无霸。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问题,李迅雷表示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人口现象,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经济增速的放缓还会持续。另外从大类资产配置来讲,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大家对风险的厌恶度还会进一步提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美国利率水平已经是接近中性偏低的位置了,也意味着明年美国加息的空间已经不大了,中美利差倒挂的现象就会改善,这对中国来讲,也是提供了下调利率的空间,因此,对于利率债和高等级的信用债是一个利好。今年黄金的总体走势还是稳中向上的,明年还是会有上涨的空间,可以增配黄金,因为2019年全球的风险偏好在下降。2019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会比今年减半,但是权益资产存在结构性机会,总体还是看好。与美股相比,A股投资主要的扣分项是在估值,2005年至今,万得全A的年化收益率为9.8%,企业盈利增速才是A股上涨的最大来源,与美股不同的是,通胀(2%)对盈利增速的贡献远远低于实际盈利增速(8.8%),与美股相同的是,盈利增速都具有很强的波动性;估值(-2.25%)对A股的贡献为负,但今后十年可能不会再继续降了,目前估值水平平均到了市盈率13倍了,应该说下降幅度不大了,估值的负贡献在今后会减少,作为一个投资策略,你要增持A股的话,李迅雷认为还是应该增持价值型的,能够持续创造现金流的优秀公司。

焦瑾璞:推进黄金市场国际化打造世界黄金市场新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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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 焦瑾璞

焦瑾璞做了题为“推进黄金市场国际化,打造世界黄金市场新版图”的演讲。焦瑾璞首先通过三个问题介绍了一些黄金小知识: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他的财富用黄金计算大约有多少黄金呢?是4.9立方米的黄金。全球的黄金总量有多少呢?全球的黄金总量约是18.7万吨,大约一个25×25标准游泳池,实际是一个20.9立方米的立方体。全球每年生产多少黄金?总量约5.5立方米。还有一个数字,以现在情况来算,大约我们国家人均持有的黄金在15克左右,全球持有的是24克,也就是说我国与世界平均持有水平还有9克的差距。

关于如何推动黄金市场国际化问题,焦瑾璞手下介绍了黄金市场国际化背景。三百年来,基本上是西方在主导着全球的黄金市场。主导体现在它的价格上,期货交易基本上集中在纽约,其交易价格称之为“纽约金”,现货交易基本集中在伦敦,其交易价格称之为“伦敦金”。

而目前消费市场在哪里呢?焦瑾璞表示,目前黄金的主要消费市场在亚洲。过去十年,全球黄金需求上涨了50%,但是亚洲的黄金需求上涨了250%。特别是目前亚洲的消费已经占到全球70%以上,成为主需求。2017年中国与印度两个国家的黄金加在一起就超过了50%。造成了尽管亚州,特别是中国需求是很多,但价格听西方的。这种价格在西方,需求在东方的情况是不合理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上海、香港、东京、孟买等这些市场,都在积极努力成为国际有影响力的黄金交易中心。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定应该是包含黄金市场的国际金融中心,否则就缺一个市场。我国的黄金市场可以概括为“三元一体”的黄金市场,就是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有关商业银行的经纪市场。具体来讲,上海黄金交易所是以现货为基础的黄金市场,上海期货交易所是黄金期货市场,另外还有银行、券商他们的黄金经纪。当然毫无疑问,在我国的黄金市场体制中,上海黄金交易所是基础和核心市场。

上海黄金交易所这几年发展很快,已连续十一年成为全球场内现货黄金市场首位,现在年交易量是20万亿人民币左右。上海黄金交易所是会员制体制,现有262家会员,其中有74家是国际会员。还有12900家机构客户,943万个个人客户等等。

关于国际化发展战略与路径,焦瑾璞表示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主要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将境外投资的“请进来”,第二是让上金所的产品“走出去”,第三是实现业务国际化和交易的全球化。

将境外投资的“请进来”,其具体实施措施就是建立了国际版。国际版依托上海自贸区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引进境外资金参与人民币计价的黄金等贵金属交易。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开立自由贸易账户直接参与交易所国际版和主板市场交易。同时,上海黄金交易所也解决了在岸人民币和离岸怎么样融合的问题,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怎么让产品“走出去”。上海黄金交易所也做了一个创新,就是“上海金”,即于2016年4月19日推出了“上海金”的集中定价业务。到今年,累计成交量是2919.46吨,这也成为“上海服务”的“上海品牌”。“上海金”与“伦敦金”、“纽约金”已成为全球三大黄金价格品牌。2017年4月允许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上市以“上海金”为标的的黄金期货合约,一年多来经营得非常好。这也表明上海黄金交易所也已跨出国门,开始走向世界。

所谓“上海金”,指的是在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平台上交易,以重量为1公斤、成色不低于99.99%的标准金锭为交易对象的,以人民为单位,多轮次“以价询量”达到市场量价平衡,形成的黄金人民币即基基准价格。

如何实现业务的国际化和交易的全球化。就是要充分借鉴各大交易所之间的合资或并购的经验,探索与境外交易所进行行业整合、资源共享的业务模式,加强市场的互联互通,通过汇聚境内外多样化产品,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多币种多品类的开放交易平台,打造综合化、国际化的世界一流交易所集团。

关于国际化发展路线图,焦瑾璞表示,与大多数企业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发展路线不同,黄金交易的独特性决定了上海黄金交易所必须先进入国际主要金融中心,走高屋建瓴、东西兼顾的、跨越式的发展道路。我们要成为能够与伦敦和纽约比肩的国际黄金市场“第三级”,并与其他市场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开放、合作、互利、多赢的世界黄金新版图。

王庆:风险资产跌宕起伏,二级市场魅力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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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投资总裁 王庆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发表对于股票市场的一些看法。回顾今年,A股的表现是全球垫底的,比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土耳其都要差。有这样一个糟糕的表现首先是因为贸易战这一外部性的重大冲击。当贸易战不利的信息出来的时候,股票市场反应是很强烈的,每个时间点贸易战的新闻出来,市场都有非常不利的反应,而且个人投资者主导比重越大的板块越强烈,但后续随着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股票市场对它的反应相对弱化,甚至迟钝了,反应了二级市场的魅力,当对不利的信息作出充分消化的时候,这些信息进一步出现,影响就比较小了,可以拭目以待以后股票市场会怎么反应。另外当然影响股票市场的重要因素,就是我国的政策。加强金融监管,防控金融风险背后下的去杠杆,表现为紧信用,对于资金状况有比较大的影响。同时更重要的是,如果紧信用延续的话,体现在社融增速放缓的话,会对后续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今年以来宏观的政策环境除了紧信用这个主题以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宽货币。今年无风险利率出现非常快速的下行,今年以来宏观经济的政策环境是改革开放以来非常特殊的一种组合,宽货币紧信用。同时,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政策环境,鉴于今年以来多方的变化,包括资本市场的变化,政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实际上在三季度已经出现调整,当时市场对此调整还有分歧。到了三季度结束之后,进一步的政策信号释放如在杠杆政策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以及其它方面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这些说明政策环境对于资本市场有影响,有冲击,但已经发生变化。

当前资本市场最关注的就是明年经济下行空间的最低点,什么时候会到底?也就是所谓的估值底、政策底、市场底和经济底。经济底就是经济要触底,首先信用周期要出现拐点。在这点上,由于政策的变化,包括基于人民银行公布的一些调查数据去判断后续,尤其明年上半年有可能出现信用周期的底。信用周期底的出现,对投资者判断经济的底部心里就有底了。现在已有政策底,前瞻的去判断经济底,那中间市场底在哪里呢?市场底如果影响今天市场的两大因素,一个是贸易战,一个是紧信用。两个因素就有四种组合,简单的说,一季度可能有紧信用,没有贸易战,二季度是既有紧信用,也有贸易战,所以二季度股票市场跌得最多,情景三,紧信用调整了,贸易战仍然在持续,情景四就是紧信用调整了,贸易战似乎不会进一步发酵。如果这样的话,压制股票市场的两大因素都会出现反转,对市场会不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呢?

当有一些大的因素的影响,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提前作出了反应则出现了估值底,投资者行为也有非常重要的变化。上市公司大量的成规模的回购股票。研究能力比较弱的个人投资者却不知所措,因为从交易量来说,从换手率上也能看出来。所以市场上两个对象出现不一样的行为,这也是市场在底部的重要特征。是不是市场还有最后一跌?最后一跌到底发生没有?从以前几次大的熊市的特征数据来看,在市场的底部附近,通常会出现一个补跌和普跌的现象,从统计规律来看,似乎补跌和普跌已经发生。所以呢,既然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物极必反,均值回归?根据上证和恒生中国国企指数,已经处在偏离均值,接近一个标准差的边缘,这也是一个物极必反,均值回归的问题值得问的。

2018年,包括A股在内是全球风险资产几乎是最糟糕的一年,多数的风险资产都在下跌,糟糕的事情不会连续发生,而乐观的事情积极的事情也不会连续发生。是不是2018年就是风险资产黎明前的黑暗?所以这里面提出一个猜想,如果厌恶风险,就应该买“上海金”,如果大家想拥抱风险,获取超额收益的话,明年的A股是值得期待的。

贲圣林:科技如何助力资本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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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 贲圣林

2018年12月2日,浦江金融论坛十周年暨2018年冬季会议在上海市举行。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筹)院长贲圣林教授以“科技如何助力资本市场发展”为题发表了演讲。

贲圣林认为,如果把资本和市场分开看待,假定横轴是资本,纵轴是市场,那么在四个象限内可以结合形成不同种类的资本市场。首先,我们可以将资本分为积极资本和消极资本,因为有的资本是耐心的、负责任、服务实体经济的资本;而有些资本则只是投机性的资金,即所谓“热钱”。同样市场也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市场相对公平、公正、高效,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类社会的美好;而消极的市场也比比皆是,更别说如地下钱庄、贩毒市场等一些黑色市场,也同样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借“市场经济“的名义遮掩许多社会问题。好的资本加上好的市场所形成的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一定是积极有序、公平公正,服务实体经济的。而其它组合比如说坏的资本加上好的市场,可能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好的资本加上坏的市场,则可能会导致持币观望。而最坏的情况就是坏的资本加上坏的市场,将会形成混乱秩序、掠夺社会财富的恶性局面。

总的来说,市场更像是一种制度,这里面牵涉到监管与规则。资本则与投资者、融资者、交易者、中介公司等等组织和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的目标显然是要努力建设一个好的资本市场。我们要扬善抑恶,防止过于投资性、套利性,特别是欺诈性行为的出现。

那么科技如何赋能资本市场呢?贲圣林认为应该从三个层面进行考虑:第一,价值层面。要从价值导向的角度考虑资本市场为谁服务。此外,我们要强调创造价值,而不能仅仅只是转移价值。比如说在二级市场许多所谓的“炒股”行为更倾向于单纯的转移价值,而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样的资本市场相对来说是缺乏价值意义的;第二,规则层面。规则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和设计。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依然面临很大挑战。今天我们的资本市场设计还不够完善,规则还不够清晰。因此我们要不断学习,要对规则有一种敬畏感,千万不要过分美化各类现存的资本市场或以资本市场名义的一些活动;第三,技术层面。我们需要掌握先进的技术,也需要把握好的技术的发展导向。只有在理顺了资本市场的生产关系、厘清其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导向,同时有清晰完善的规则制度以及严格执行的前提下,技术才能真正赋能资本市场。

贲圣林以智能投顾为例对金融科技赋能资本市场的模型和路径进一步阐述。智能投顾是用大数据的技术、量化金融的模型以及一些智能算法,去了解每个客户,特别是投资者风险偏好、投资规模等,从而为客户提出多元化、个性化、智能化的投资组合方案。这样一个对普惠金融有积极意义的投资工具,同样也需要比较好的规则来引领。比如如何通过算法模型的主要参数设计、交易流程的控制,说明客户交易的真实性,以及如何避免同质化的模型的出现等。当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时如何进行人工介入与干预,这也需要在技术、规则和企业的自律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

贲圣林还提到其团队在今年9月发布的一份关于智能投顾统计报告中显示,2017年中国的个人投资者拥有近四成的股票,贡献了八成的交易量,但他们获得的利润只有一成左右。2018年上半年,上证综指下滑13.9%,股票型基金下降了8.43%。对比一些智能投顾平台与现有的股票投资基金表现,有6家智能投顾企业,其收益在负的4.59%到正的0.65%之间,基本上跑赢了综合指数和股票型基金的平均值,但没有跑赢前二十名的股票投资基金,它们的盈利大概在正的11.3%左右。可见,智能投顾对于一些小额型的、普惠型的,或是个人分析能力比较弱的投资者,会是个不错的选择。而相比于那些大型专业的投资机构来说,可能也还并没有占据十足的优势。

贲圣林总结认为,资本市场需要不断优化制度规则设计,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需要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加知彼而知己,认清市场本质的同时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同时,我们的监管手段、监管能力也需要大力提升。只有在一个能较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的资本市场制度与生态中,技术才能作为杠杆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展望未来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应当是朝着更加规范化、更加普惠化、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前进。

圆桌论坛

改革再出发!2018浦江金融论坛纵论资本市场

圆桌论坛现场图片

在浦江金融论坛十周年冬季会议现场的圆桌对话环节,浦江金融论坛李国旺秘书长、利得科技集团总裁李兴春、江苏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耿正义、华宝证券刘运宏总经理助理、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付少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决策咨询研究中心胡云超主任等受邀出席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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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科技集团总裁兼CEO李兴春

科技正作为新时代的新动力,深入参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未来必定少不了科技的推动。利得科技集团总裁李兴春在论坛现场表示,利得集团一直特别重视以科技创新赋能金融方面的研究,资产证券化业务是集团旗下的利得科技投资的核心业务方向之一,集十年深耕金融与五年先发科技投入的优势,利得正在借助科技的力量,探索、创新业务模式,用于更好的服务资本市场。

对于银行资本与科技的结合,李兴春表示,“目前,大多中小银行存在资产投资能力弱,底层资产信息穿透难,专业运作人才紧缺等业务痛点,对其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连锁传导影响了其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持续支持的稳定性。而如果能基于以上痛点借助科技系统、手段的使用,则有可能实现业务能力的快速增强。”

李兴春认为,“运用科技赋能管理零售类资产和小微信贷,从实际操作经验中,还需要有具有先行意识的、专业能力的投资者,从科技赋能的角度分析和发现其真实投资价值。”

关于如何更好的进行投资者教育及保护,李兴春认为,这是全行业的使命。使用好科技新赋能能力,同时严格控制金融风险,是利得作为专业投资机构的使命,我们将继续投入大量的科技力量和专业力量,在这一领域中持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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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耿正义

江苏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耿正义表示,资本市场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银行业给予的支持和服务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银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以银行基础的支付业务为例,从最粗犷的方式进入到现在信息化的发展阶段,银行业拥抱科技可以极大地改善银行业发展的运作能力。

耿正义认为,第一,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主要职能。过去是被动的服务,加入科技金融后,银行在很多领域里面也改变了实体经济的运营方式。银行业在很多方面应该说还落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信贷服务。第二,银行业高质量的发展,未来的方向就是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业只有借助新型的信息科技的发展,才能提升银行的服务质量,要不然谈不上服务实体经济,更谈不上对资本市场有所帮助。实际上银行业发展信息产业非常迅猛,江苏银行也是有很多发展。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整个银行业有4500左右家法人银行,其中99%都是中小银行。现在服务中小企业和普惠金融要依赖于99%的中小银行提供优质的服务,但是中小银行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怎么跟上金融科技的步伐,怎么跟上信息化的步伐,怎么提升它的服务能力。

提到科技金融,耿正义表示,银行业未来发展方向是金融科技,但最后的落点还是在差异化竞争。如果只有金融科技,没有差异化营销,那中小银行也是没有生存机会的。在信息化时代,差异化竞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变得更加有价值。另外,耿正义提到银行在中国的三十年治理结构基本没有创新,整个银行的发展未来重点要注意治理结构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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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证券总经理助理刘运宏

华宝证券总经理助理刘运宏在发言中提到,11月5日习总书记在进口博览会上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施行注册制。自从宣布这样一个重大决策之后,整个市场是很热的。此时设立科创板,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是现在技术的革新和进步,让现在公司的资本结构发生了改变。因为在传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企业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厂房、原材料这些东西。当进入了信息技术、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时候,更多的是集中在科学技术研发、专利技术,尤其是在人才资源上。这样轻资产的公司,按照传统的间接融资抵押的模式实现不了了。另一方面,按照原来IPO的模式来进行融资的时候,规定要求持续的经营多少的收入额,多少的利润额,有些公司还处在高投入期或者爆发式成长期,导致这些指标无法满足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企业的融资上,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结构的改变,要求我们要满足这一类科技创新类公司的融资需求为基础的,50万以下的投资者人数占了整个证券市场投资者的90%以上,这也是与成熟的资本市场机构在制度安排上区别的根本原因。所以IPO必须严格审核,另一方面也缺乏退市的机制。但我们在科创公司里面满足他们的融资需求,就应该在信息披露上,审核机制上,退市机制的安排上,尤其是信息披露上会做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所以我认为两个方面的因素,促进了科创板的诞生。

刘运宏表示,在诞生过程之中,顶层设计上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个方面,既然现在的科创板是在原有技术上的突破,或者是一个颠覆式的增量式的改革和创新,就应该摒弃原来的传统思维,以市场为导向,建立法治化的市场,让机构投资者参与这个市场,强化契约精神,强化中介机构的责任,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全的市场化的注册制的机制配套下的市场化、法治化的市场;第二,因为这种机制既然是增量的改革,成熟的市场已经有比较好的探索,在科创板以及注册制施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吸收成熟市场的经验,也会吸取我们上海证券交易所前一段时间所实施的国际板和战略新型板没能成功的教训;第三,既然是一个增量的改革就应该注意在设立的过程中,会有两个协调,一个是采取注册制审核,市场化的板块,机构投资者为主的交易场所,就应该跟传统的融资方式之间有一个平衡,二者之间应该互为补充,而不是互为伤害的市场,另一方面应该改革试点成功之后逐步推进的过程。我相信这可能会对我们的科创板以及注册制的实施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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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付少华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付少华在圆桌环节中表示,无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怎么设计,制度怎么丰富,产品怎么多样化,基本的出发点应该是在控制自身风险的情况下,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付少华介绍,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是上海要素市场的一个新兵,是基于国家发改委和新华社战略合作协议,主要是为了推动石油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而建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平台,大股东单位是新华社,还有三大石油公司,还有几家下游公司,一共十家股东。

同时,付少华提到,油气圈和金融圈有很多屏障和信息不对称,希望这两个圈子要服务实体经济,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互动起来。我们现在改变不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结构,但希望把油气圈,把金融圈的朋友结构改变一下,以前上海石油天气然交易中心组织活动,基本上没有邀请金融机构参加的,他希望从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做起,从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做起,以后邀请金融界的朋友参加。现在特别是天然气行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黄金期。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有很多创新,包括在交易中心平台上10月份推出了窗口期的开放,11月份推出了LNG罐箱的多式联运,这都是新的业态。石油天然气是国家的命脉,投资额度非常大,今年三大油,每个石油公司至少有一千多亿的投资,这些项目在规划,需要要素市场发挥作用,所以说是有很多机会的,希望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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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决策咨询研究中心主任胡云超

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决策咨询研究中心主任胡云超在发言中提到,从我们国家资本市场建立的历史能够看到制度设计更加倾向于筹资这一方,对投资者这一方的利益保护不足。他个人觉得,国家资本市场失灵或者说机能失调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投资者利益保护做得不够。这会导致市场贫血,因为注重筹资而不保护出资人的利益无法顺利的长期运行下去。

要做好投资者的保护,他个人认为有四点意见,第一个一定要建立在维护或者是保护建立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职能设计上,所有的设计,无论对筹资者的设计还是对投资者保护的设计,最后都要围绕着资本市场核心的功能,也就是资源配置的市场,不要让资本市场承担过多的其他社会责任功能。要能够让最有发展潜力,最能够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企业上市,也同时要那些重视投资者利益,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发展的企业能够给投资者回报的公司成为资本市场的顶梁柱,就是说这是一个资本市场的功能。第二,要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创新实际上是一种资本形成的方式,现在资本形成的方式也在不断地演化,发股票、众筹、P2P等都是资本形成的方式。在市场上金融产品的创新也越来越多。资本形成的方式在变革,资本市场上交易的产品在不断的创新,但投资者利益保护统统没有跟上。所以现在有很多侵犯投资者利益的案件,得不到惩处,长期就造成了资本市场的一种贫血症。以美国资本市场为例,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集体诉讼制约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另外还有更多的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事实上形成了对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强大制约,让主要的公司,他的行为要符合投资者的利益。第三,要特别高度重视少数股东权益的保护。机构投资者的背后仍然是个人投资者。事实上也是各个国家搞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美国支持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你只要持有2000美金,你就可以提出。如果公司的大股东或者是管理层,你自己的疏漏会遭至惩罚,如果你是故意的欺骗,你的惩罚更严厉。第四,要强化公司的分红和股票回购制度。公司分红和股票回购实际上是回报投资者的方式。标普指数的回报率40%由公司的分红组成,比如说08年到2017年年底,标普涨幅268%,这里面的40%是公司分红提供的。我国长期没有形成一个公司分红,包括股票回购的习惯,因为股票回购牵涉到法律的设计。只有把股票分红,投资者有实实在在价值回报以后,才能建立投资者黏性。回报,一部分是公司分红,另外一部分是资本价值的增长,资本价值的增长,最终的根源应该来源于公司内在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资金炒作的股票价格的上升。我们在考察一个市场是不是健康的时候,应该看公司的营收是不是增长?公司的盈利是不是增长?公司的持有现金流是不是增长?有一个很好的数据,2010年到2017年标普指数总共涨了87%,公司的盈利增长了70%,公司分红的增长76%,所以标普从2010年的1月1日到2018年11月29日标普PE市盈率从18.9只上升到22.4,但标普指数在这期间涨幅可够高了。我们国家建立资本市场,要想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应该做重大的制度,投资者保护的建设,一定要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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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主持人,大陆期货首席经济学家、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李国旺

文字整理:谢金谚、斯晶晶(实习生)

摄影:赵竟皓

统筹:赵竟皓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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