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工智能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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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创新创业的重要风口,也是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着力点。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技术和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期,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由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行政令的“美国人工智能倡议”(American AI Initiative),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正式公布《德国工业战略2030》都把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领域,全球范围内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竞争将日益激烈。我国工信部也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重点战略,推进成效显著,但仍面临不可忽视的瓶颈制约,亟待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初步形成中美“双雄”发展格局。华人贡献了全球约30% 的人工智能领域顶级论文,我国语音及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但从突破性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看,我国仍无法与美国相抗衡,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仍面临缺“芯”少“魂”的窘境。据百度公司副总裁王海峰介绍,我国现在用到的各种主流技术、理论、算法等等,绝大多数是由欧美提出的,相比而言,我国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有一定差距。越到人工智能时代,包括人工智能算法、算力的竞争,我们的基础产业,尤其是芯片的掣肘会更加明显。而且当技术越来越先进,开源开放平台就会变得更加重要。然而,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开放也存在明显差距。各大研究机构和龙头企业都各自研究,开放合作比较少,集中力量不够。可以说,在理论、技术与应用三个维度上,中国的技术创业,最大的优势是应用,最大的劣势在理论。

近几年,人工智能的火爆似乎掀起了新一波互联网技术浪潮,无数技术人、投资者、企业家转移阵地,投身其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对某一技术领域如此趋之若鹜。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截至2018年6 月,中国大陆地区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1011家,仅次于美国。而在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总额达277亿美元,占全球融资总额的70%。毫无疑问,在这一轮人工智能热中,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人工智能更热。但是,从各个领域涌入人工智能行业的,大部分都是投机者,他们对人工智能新的突破预期过高。而当幻想破灭,当人工智能的应用不能为他们带来预期的真金白银时,当初最活跃的这部分投机者会跑得比谁都快。201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内金融行业去杠杆、防风险的各项政策推动,VC迎来一场资本“寒冬”,仅2018 年一季度,国内VC/PE机构完成募集基金规模就同比下降74.85%。此外,目前国内人工智能领域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很多地方都将人工智能当作重点产业来规划和扶持。甚至一个省内的十几个地级市都在发展人工智能,而且规划都很类似,最终可能导致重复建设、低水平发展。

人工智能不应该仅是表面繁荣,真正为基础产业解决问题,才是该技术存在的价值。但是,从业界的反馈来看,人工智能大部分还是活跃在互联网公司,实体产业真正因此获益者寥寥。由于产业发展处于初期,导致人工智能等高技术产业附加值偏低,既低于国际同行水平,也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总体技术应用偏重于消费端,对传统改造升级多,生产端技术创新应用少,领先的产品少。在三维转换技术应用方面,发达国家已在工业设计、生产制造、精准医疗、远程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度应用,我国仍主要应用于影视、游戏、会展等行业,总体上未能实现在产业链前端的充分应用。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高端人才、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而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短板比较突出。首先,人工智能还不是一级学科,近几年虽然不少高校重视人工智能人才培育,纷纷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但真正成立人工智能学院的非常少,人工智能方向硕士和博士人才奇缺,很多企业花50万—80万的高薪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博士毕业生。我国在招引国外高水平人才方面也存在问题,过去美国平均每年批准新移民100万人,其中中国国籍6万至8万人,年龄大多在35岁以下,而我国从2004年到2016年,发放的长期居留证数量不到1万个。由于美国等对我国人才引进计划实行封锁等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我国招引高端人才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现有人才的利用评价机制不健全,人才评价机制政出多门,影响各层次人才作用的发挥,特别是技术性创新领军人才没有得到应有的激励,导致人工智能领域自主创新领军人物严重缺乏。

一是有利于创新成果应用及创新效率提升的基础设施水平尚待完善。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及其应用效率仍不高,宽带普及率和速率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移动数据流量资费偏高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我国拥有海量数据资源优势,但在数据标准制定、开放共享及安全保障等方面发展滞后。二是应试教育的体制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人才流动壁垒多,吸引跨境人才不容易。根据《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境留学生占比”指标排名仅列第98位,跨境人员流动障碍是其主要原因,教育、医疗、住房等生活配套环境发展滞后也是重要原因。三是传统思维不利于且滞后于新业态监管和发展,事后亡羊补牢的多。四是对创新支持政策方式提出新要求。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作用的背景下,如何采取合适的方式支持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值得业界共同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方式、优化结构、转换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啃下每一块制约新动能发展的“硬骨头”,才能系统推进新产业、新动能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认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基础型技术,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能够赋能全社会。但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刚刚起步,普遍存在感知智能适应能力差、认知智能天花板低、强人工智能突破乏力等问题,特别是我国在基础理论、重大颠覆性和突破性技术等方面和先发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一是完善创新平台,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加快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创新网络等企业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市场化导向的应用技术创新,促进人工智能新技术蓬勃涌现。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合应用、合理流动等制度体系,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业态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跟踪反映机制,推动司法判罚从补偿性向惩罚性转变,通过提高罚款金额(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于知识产权价值)给侵权者以震慑,形成“不敢侵权”的制度氛围。

三是设立GAP基金。要促进新技术的流动,建议参考斯坦福大学、京都大学模式研究设立GAP基金(又称“差距弥合基金”,Gap Fund)”,重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弥补研究与开发之间以及开发与商业化之间存在的“魔鬼河”和“死亡谷”鸿沟。

四是促进成果转化。推广西南交大“技术股+现金股”模式,允许科研单位和事业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要完善政府采购等支持新技术应用机制,取消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招投标活动中的企业经营年限、注册资金等歧视性要求。

企业是创新创业的主体,也是推动新动能发展的主力军。必须优化企业从开办到壮大全流程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各项服务,让企业长得好、长得大、长得优、长得强。

一是为企业开办和成长提供“点对点”服务。优化扶持流程,为创新创业企业的开办和成长提供政策、信息、法律、人才、场地等全方位服务,密切跟踪新生市场主体经营发展情况,促进新生市场主体活跃度提升。通过信用评级与税收便利挂钩,减轻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审批负担,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新创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二是优化创新创业企业融资环境。围绕创业企业从初创期、萌芽期、培育期、成长期等不同阶段,大力培育政府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科技金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给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创业企业有针对性的资金扶持。严格规定政府引导基金投向,主要投向尚没有被风投发现的种子企业和早期发展企业。杜绝在企业上市前强行入股现象。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发展,拓展民营企业融资空间。

三是多措并举降成本。积极挖掘潜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各种制约企业发展的隐性成本,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同时,推进成本与效率的竞速,在部分成本刚性增长的条件下,加快推动政府治理体制和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整合各类碎片化政策,完善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以政府效率提升对冲企业成本上升压力,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是让更多人才汇聚到创新创业企业。加快破除制约人才流动的体制间、区域间、城乡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体制内外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人才流动新机制,顺畅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流动到民营企业的渠道,加快释放“工程师红利”,让更多精英人才自由流动,夯实创新创业企业和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人才根基。

人工智能是重要的共性支撑技术,随着智能技术应用需求的不断增长,人工智能新业态、新应用会层出不穷地冒出来。但这些新业态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传统业态、传统产业的阻挠和传统思维、传统管理方法和制度的束缚,必须强化制度创新,调整法律法规,打破行业和数据壁垒,推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和数据资源整合利用,构建一批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基础设施平台,促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创新,为新业态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数据、应用和基础设施服务。

一是及时调整有关法律法规。适应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的需要,及时调整相关领域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抓紧修改、废止阻碍新动能发展的规定,建立适应技术更迭和产业变革要求的标准动态调整和快速响应机制,营造更加适宜的创新生态,用高效率的服务为企业创新赢得更多机遇。

二是加快构建新经济基础设施和数据平台。适应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新兴市场主体快速发展的需求,加快完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和道路标识等基础设施,推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和数据资源整合利用,构建一批覆盖全国全行业的数据库,促进大数据应用创新,切实优化服务流程,为新业态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数据、应用和基础设施服务。

三是积极推进协同监管。根据新兴产业跨界经营的特点,打破属地化监管、单一部门监管模式,积极推进综合监管、协同监管,促进系统整合的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

一是完善产业发展生态。适应新动能发展壮大的要求,从产业发展主体培育、要素聚集、制度完善三个层面加快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促进官产学研金介用多方联动、紧密结合,形成推动新动能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建议比照新加坡等优化营商环境的做法,深化商事制度和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水电气网、登记财产、注册商标、申请专利、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等方面制定完善更加详细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在外商投资、贸易投资、工程建设、公司管理、行政监督等领域不断缩减审批事项,并通过流程优化、数字化升级等方式提升服务效率,提高营商环境的透明度,实现大道至简,政商“亲”“清”的最好最优营商环境。

三是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未来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工作、生活的重要伙伴。展望未来,机器人将成为办公室的标配,人手多个机器人,一个描述机器人,一个预测机器人,一个引导机器人,作为工作的助手,帮助安排行程、分析数据、甚至撰写报告、参加会议,软件定义的机器人智能程度决定了你工作的效率。生活中更是会出现众多智能管家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健康顾问机器人、学习机器人、娱乐机器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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